司馬相如讀書石室

司馬相如，是我國漢代大辭賦家，大文學(xué)家。是繼屈原之后啟辭賦首創(chuàng)者。他給漢代和我國文學(xué)中，樹以獨特文體形式規(guī)范，他的“漢賦”對當(dāng)時和后期、后世，都有極大的影響。一直到今天，這種格體新形文法仍是啟發(fā)和效仿的特寫格律，也唯之而稀貴。這種古風(fēng)遺產(chǎn)，這位千古傳留的大作家，與我梓潼有一定淵緣歷史故事，我們不得不對他要深入的重溫舊課和懷念。

一、司馬相如其人

據(jù)“史記”及有關(guān)史資記載，司馬相如生于漢文帝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79年，卒于漢武帝元封六年（公元前117年）。字長卿，蜀郡成都人，少時好讀書，學(xué)擊劍，小名犬子，慕藺相如為人，更名相如。初進(jìn)長安用錢捐為“郎”，事奉孝景帝任為“武騎常待”（管理出行隊伍）后不自愿，而景帝不好辭賦，又從梁孝王，與其一些有學(xué)問的人游景研討文學(xué)，作成《子虛之賦》。過幾年回成都，“家貧無以自業(yè)”，與“臨邛（今邛崍）縣令王吉相友善”，其縣最大富翁卓王孫宴請縣令，約他同去，飲酒間，請他撫琴，卓王孫其女“文君新寡”，在屏內(nèi)窺聽，相如奏“鳳求凰”一曲“挑意”，文君“心悅”，相如送了小禮，通往信息后，倆夜奔回成都。而相如“家居徒四壁立”一無所有，其父大怒，說不成才的，雖不忍殺她，不給一分錢。后她們又回臨邛，向她兄弟借錢開酒店，“文君當(dāng)爐、相如滌器”兩口買酒，通過旁人勸說，又才分給“與子同等財產(chǎn)”，回成都“買田宅，為富人”。

漢武帝執(zhí)政間，政治穩(wěn)定，喜辭賦，見《子虛賦》很賞識，“令狗監(jiān)楊德意”召入京，在出城北十里“升仙橋”，立誓言：“不乘赤車駟馬，不過汝下也”，后為“駟馬橋”。入京后，又“拜為郎”，后命平“西南夷”，撫安少數(shù)民族，功績顯赫，“乃拜相如為‘中郎將建節(jié)住史’之職”。后因“受金”，“失數(shù)”，誤疑有貪財而“失官”，后又復(fù)召為“郎”。

“相如口吃而善著書，常有消渴病，與卓氏婚饒于財”，不想-，“未與公卿國家之事，常稱病閑居”，有時陪皇上去獵野，并講些哲理從傍勸諫為君之道。后“相如拜為孝文園令”。

晚年，“相如既病免，家居茂陵”（今西安北，是當(dāng)時最大帝陵），因病而故，年六十二歲。

二、司馬相如其著作

司馬相如自幼好學(xué)勤讀，善著作，因此他一生中大作如山，尤以創(chuàng)新文體特別一格形式的“漢賦”，更為古風(fēng)大雅，給后世遺留下尚存的賦，精華的就有20余首，其中最為名篇的《子虛賦》、《大人賦》、《長門賦》等，其文有《喻巴蜀椒》、《難蜀父老》、《諫獵疏》、《封禪文》等。他在《子虛賦》里，以虛構(gòu)“子虛”與“烏有”對白之式，壇述自己文思意景，尤其在《上林賦》中寫道“撞石之鐘，立萬石之虛，建翠華之旗， ……鼓奏陶氏之舞，聽葛天氏之歌，千人唱，萬人和，山陵為之震動，山谷為之蕩波�！逼湓~語之豪壯，激人奮發(fā)。他覺得漢文帝好射獵，形式奢侈而誤政，百姓受災(zāi)，他用很溫婉言詞而又代諷諫，所謂“勸百諷一”，雖然皇帝聽用的少，但也激啟世人的愛國之心。所以作品全部被人取盡，死后“家無遺書”。

三、司馬相如與梓潼

在從成都到長安古金牛道中，長達(dá)千里之遙，對司馬相中現(xiàn)有遺跡，除成都有“撫琴街”和“文君酒”、“文君酒家”，及城北十里的“駟馬橋”而外，全國唯一以漢辭賦大家司馬相如命名的“長卿山”只有梓潼，其因有故。

司馬相如一生南北往返路經(jīng)梓潼五次。漢景帝前元年（公元前156年）第一次游學(xué)到京都長安，過梓潼，登山賞景，留宿于山夜讀而去，五年后回四川；第三次是他《上林賦》被武帝贊賞，建元三年（公元前138年）被召入京路過，漢武帝元興六年（公元前129年）受命平“西南夷”南下，武帝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，治夷有功上京復(fù)命帶夫人同又登山觀景，就在這五過梓潼兩次登山，并在山穴讀過書，故有“讀書巖”。所以才有明皇幸蜀賜名“長卿山”，延遺至今。

四、司馬相如后記

根據(jù)司馬相如的史資看，他不但是辭賦家及漢賦鼻祖，大文學(xué)家，而且也是一位有謀略的武將，他文武雙全。尤在青年時期他和卓文君之婚，他不顧身高名貴，文君打破封建的清規(guī)戒律，自愿奔婚，給現(xiàn)代的“一見鐘情”和自由婚姻有一定影響，他的浪漫生活史，有人稱他為風(fēng)流文豪。他文才杰出創(chuàng)新，武功顯躍，可以說是真正的文滔武略之奇才，這也造就了他愛國憂民的高尚品質(zhì)，他特殊的性格表現(xiàn)在青年“拜武騎常待”，不是他理想事業(yè)辭職還鄉(xiāng)，又在平定“西南夷”拜為“中將建節(jié)住史”后，不愿為官，不“與公卿國家事，常稱病閑居”，可謂清高風(fēng)度。但有誣他“失金”（或受金）之誤，這也對他不滿不樂，雖后“拜孝文園令，清居茂陵，后患“消渴病”而故。雖他離去二千余年，但他的遺跡是偉大的，他這種遺痕產(chǎn)物是偉大的。所以司馬遷給他寫了長篇專輯“列傳”，并稱贊他為“大雅”。